0年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四十周年。“汉译名著”既汇聚了几代学人的心血，也滋养了几代国人的阅读生活，被誉为“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
译事甘苦处，译者寸心知。“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汉译名著”的铸就，倾注着几代学者和译者的心血。学术翻译同样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专业性的学术活动，专业和准确的翻译一直是这套丛书为读者称道之处。
朱光潜、宗白华、潘光旦、贺麟、王玖兴、潘汉典、何兆武……“汉译名著”的翻译事业，既有前辈学人开路，也有后来学人接续。
近年来，《中华读书报》持续采访“汉译名著”译者，刊发“他们翻译了汉译名著”系列专题。今天小编分享出生于不同年代的5位译者的故事，他们是30后、40后、50后、60后、70后，致敬历代译者们的辛勤专研，为我们搭建一座文化桥梁。
.洪汉鼎：一段漫长艰苦的过程
洪汉鼎
年，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商务印书馆联合召开《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60种座谈会，会议合影被收入《商务印书馆0年大事记》中，和潘汉典、苗力田、何兆武这些老先生比起来，站在后排的58岁的洪汉鼎属于晚辈。“这不是一个人，一代人，而是好几辈人的事业”。谈起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历史，洪汉鼎称之为“一段漫长艰苦的过程”。
“我要特别讲到我的老师贺麟先生”，洪汉鼎说。30年代，贺麟先生从国外回来，初在北京大学，后在西南联大哲学系任教，曾以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为平台，不仅翻译出版了一批世界哲学名著，而且也培养了很多哲学人才。
上世纪60年代贺麟写给洪汉鼎的信
98年，是出版界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是商务建馆85周年。商务推出“汉译”第一辑50种，这50种书，无论从翻译水平还是印制水平，都是当时可能达到的高标准。这朵被新时代的春风吹开的“蒲公英”，仍沿用0年代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之名，以示继承与发扬，另加“学术”二字，以突出其学术性。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应当说是四种力量合力的结果。”洪汉鼎说的四种力量中，除了国家重视，译者和编辑的贡献，还有读者。国家层面，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出版工作得到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年中宣部联手商务召开汉译的大型座谈会，这都给这套丛书的出版带来了强劲的“东风”。
译者方面，老一辈的贺麟早在年前就参与这套丛书的翻译，年后，他以及他的学生们也一直是译者队伍中的重要力量。语言学方面，洪汉鼎还记得一起开过会的吕叔湘先生。“哲学方面的著作，贺先生是很重要的译者，另外还有王太庆和王玖兴，陈修斋和顾寿观，以及去年去世的学兄梁存秀，他们翻译了很多哲学经典，而且翻译得很好，都收入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这是从译者来说，也是好几代人”。读者更是如此，可以说是一代接着一代。过去，洪汉鼎在德国和台湾，结识过一些港台学者。“他们都认为这套名著很有影响，我看到很多教授家里都收藏了一套，台湾学者很少翻译，都是借用大陆的译本。”
《诠释学Ⅰ、Ⅱ：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伽达默尔的代表作，不仅西方哲学和美学受到它的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迅速波及到西方的文艺批评理论、历史学、法学和神学等人文科学领域。
讲到汉译世界名著的意义时，洪汉鼎特别强调译者的贡献，他说：“现在有些人不愿意翻译，因为它不算科研成果，这对于年轻学者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如果你翻译一部富有影响的世界经典著作，往往其意义远超出你自己的研究之外。”讲到这里，洪汉鼎回忆起他当时翻译《真理与方法》的情景，他说当时有些人就建议他利用这几年在德国的研究写一部关于德国哲学的专著，“尽管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但我想，须知西方哲学发展至今，其内容之广泛和其意义之深奥，实非我们仅以几年时间写出的一部学术专著所能涵盖的。与其写一部阐述自己尚未有成熟看法的专著，还不如译介一部有影响的经典著作对我国读者来说更为重要一些。”洪汉鼎收入汉译系列的除了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外，还有《斯宾诺莎书信集》等，至今，这两本译著的各种分科本、珍藏本、珍藏本纪念版，足可摆满一大桌子。尤其是洪译《真理与方法》，在国内哲学、文学、法学、历史、艺术以及宗教诸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影响颇大，成为一部重要的经典。
《斯宾诺莎书文集第5卷：书信集》：斯宾诺莎的书信对于理解他的哲学思想极为重要，他重要的哲学著作《伦理学》使用了几何语言，为了更加明确理解他的意思不得不借助他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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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藏书
在哲学界，洪汉鼎的名字几乎是和斯宾诺莎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北大哲学系上学时，他就跟着贺麟先生学习斯宾诺莎。贺麟先生指导他读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和《知性改进论》原著，这段时期成为洪汉鼎早年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贺麟早年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时，曾为翻译工作确定两项原则：不仅翻译原文，而且原文里所有的引文都要加注（甚至有时候注的比重会超过原文），另外，每本译著都必须写译序。洪汉鼎谨记老师的原则。翻译时，虽然是从英文翻译，但同时还参考德文版本，阅读斯宾诺莎的传记。
翻译必须与研究并重——这是去年洪汉鼎在一次西方哲学年会上提出来的观点。“没有翻译来搞西方哲学研究，那就是天马行空，只有做了翻译你才能深入西方哲学的精髓，才能对它有所吸收和批判”。
摘自中华读书报09--4
洪汉鼎：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蓝琪：《草原帝国》出版后
84岁的老先生激动得像个孩子
蓝琪（居中者）参加商务印书馆“走进神秘的中亚”直播中
0年9月7日晚7点，商务印书馆“走进神秘的中亚”专题直播准时开始。这是继荣新江首讲之后这个系列的第二期，主讲嘉宾是远道而来的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蓝琪。镜头前的蓝琪略显拘谨，讲座间隙，她时不时地往上挪开鼻梁上的眼镜，看一眼手上的提纲讲稿，再抬头继续发挥。在聚光灯的照射下，透过镜片的反光，观众最先感受到的是她眼里那闪烁的光芒，一颦一闪间隐现着智性的优雅。讲座临近尾声时，她一再地对着屏幕前的观众说“抱歉”，因为十多年远离课堂，对讲课早已生疏，她怕讲得不好，让听众失望。但实际上，在一开头短暂的局促之后，一谈到中亚研究，这位74岁的老人渐入佳境，侃侃而谈，神采飞扬。
年，在中学教了0年英语后，35岁的蓝琪考进贵州师大读研究生，师从中亚史专家项英杰。
《草原帝国》：一部阐述草原游牧民族兴衰的著作。《草原帝国》史事，上起新石器时代，草原文化的黎明期，下迄公元8世纪晚期蒙古诸汗国。
年，蓝琪毕业留校工作，同时也开始了《草原帝国》的翻译工作。导师问她需要多长时间，她答：五年左右。但实际的情形是，到99-年前后，这本书的翻译远未到结束的阶段。“我导师问我的时候，我确实没完成。我导师就说，听说北大有人在组织翻译这部书，如果再拖下去，你这部译稿出来就是废纸了。我就说反正我没浪费时间，我每天都在搞。我就对我导师讲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我这一部书成为废纸，那么我以后的书都不会成为废纸了。”
蓝琪读研究生时，项英杰先生年近七旬，虽然年纪不算很大，但视力却差到几乎看不见东西。翻译《草原帝国》之初，导师要求她每译完一章就读给他听。当她把第一章的译稿念给他听完之后，项英杰对她说以后不需要再念了。年年底，蓝琪将全书译稿交给商务，第二年她受国家教委派遣，作为访问学者到非洲访学。年，《草原帝国》在商务出版。最初得知这个喜讯时，医院告诉身患重病卧床的导师，84岁的老先生激动得像个孩子，嚎啕大哭。
“我的中亚史研究，是从翻译《草原帝国》开始的，虽然我在读书的时候学的就是中亚，但是那三年好像迷迷糊糊的，也没搞出什么来。因为翻译这本书，商务的这些汉译名著，只要是亚洲方面的我全部都看过。懂了之后就慢慢地爱上了中亚，就不再想去搞其他的了。”当年交稿时，蓝琪已经40多岁。“年纪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不管年纪多大，如果你做的这件事不吸引你的话，你是做不下去的。”这个吸引她的原因，就是随着对中亚史的深入了解和探寻，让她精神上产生了极大的满足感。因为这种愉悦和满足，随后她又接着翻译了《治国策》和《剑桥早期内亚史》。
年和03年，《草原帝国》和《治国策》先后被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治国策》：一部研究中东历史（9—世纪）很好的一手资料，同时也是中东一带最早的行*学著作。
蓝琪真正开始中亚研究时，已经50多岁。中亚地处东西方文明的连结地带，同时又是各文明接触的边缘地带。“中亚”和“内亚”历来是一个含义不断发展的历史概念，由于中亚本土缺乏系统的史学传统，长期以来，中亚史一直是历史研究中的难题。和西方一些学者研究具体某一时代或某一王朝不同，她选择了通史。“我进校的时候，我导师就有一个心愿，他就想写中亚通史，但到他去世的那一天这件事情都没提上日程，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写，所以当时我也没问他中亚通史该怎么写。”中亚史与研究较为成熟的欧洲史、美国史不同，它的困难之一是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有好多种不同的说法，作为一部通史，不可能将每一种说法都罗列出来，因此，她必须阅读大量文献，了解各种说法，然后就自己认为符合逻辑、不背离当时环境条件的史实进行论述。在此过程中，商务出版的有关中亚，甚至是亚洲的每一本专著和译著她几乎都读了，有些不止一遍，还互相对照着读。
0年年初，蓝琪主编的《中亚史》（全六卷）出版，涵盖了苏联解体以前，中亚存在过的所有王朝，让读者对中亚史有了整体的认识，具有很强的研究与参考价值。这本大部头著作，和同一时期出版的《剑桥早期内亚史》，一同入选0年商务印书馆二月份十大好书。
这几年，由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亚史这个世界史范围中的小众领域也受到越来越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