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遵义，因为20世纪30年代红军的长征，成为中华历史上闪耀着永恒光辉的红色地标。可在红军经过遵义之前的历史长河中，这地方的事迹还少为人知。事实上，遵义这一名称的出现远在贵州之前，而且这一地区在很长的历史时段里，一直和四川的渊源更深。
这座著名会议旧址今天要算是遵义的标志性建筑
一、遵义的出现和四川的关系
遵义的名称最早是唐代播州所辖的一个县。播州是一个羁縻州，自然是因为这里生活着各种西南部族，朝廷需要对当地的豪强首领进行笼络管理。
唐代以后对云贵川山区的各种部族习惯用一个笼统含糊的名称叫西南蛮。对于史书的记载而言，大概是为了对应汉魏时的西南夷，这是一种书面化的称呼，实际上这些部族各有区分和名称。另外从地理角度说，播州所在原本就是汉代早期的夜郎地区，唐朝以后是将魏晋南北朝的牂牁郡重新划分州县而成。当时有一个著名事例就是大诗人李白曾被流放夜郎，只不过，李白到底是否到达夜郎一直颇有争议。
而夜郎在唐代多数时候是民间私下俗称，唐代前期的播州治下有遵义、带水和芙蓉三县。毗邻的是郎州和邘州，郎州包括六个县，后来还并入播州。但在李白生活的唐玄宗开元天宝期间一度恢复郡制，确实设有夜郎郡，实际的地方为珍州，是将夜郎从传统的播州改迁到珍州，还专设夜郎县，相当于把播州所辖带水县再一次调整划分，唐代夜郎县实际属于今天的桐梓县境内。
尽管从鼎盛的大一统情况下，在贵州地区，也包括今天重庆酉阳、彭水，还包括湖南的湘西一带，唐代中期专设一个黔中道，同时有一些直辖州县，也有许多羁縻州县，大体管理上归属唐朝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也是从唐玄宗时开始，西南方面有著名的南诏，开始对四川、贵州地盘展开争夺几乎伴随唐代的中后期。这时候的播州就出现后来著名的杨氏家族，同时，西部的思州是田氏家族，这两个大姓头领是唐代就出现的最资深的贵州土司世家，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的家族地理位置也都与四川的关系更密切，包括元明时期出名的彝族水西土司。
比如说杨氏能够在播州脱颖而出，正是晚唐中原发生黄巢的动荡，而播州从唐懿宗时就已经被南诏控制。唐僖宗乾符三年（）招募勇士进讨，太原人杨端与其舅应诏出征，赶走南诏军以后就留守播州，开始长达约七百年的世袭家族势力。不过，在这一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杨氏子弟都是一脉相传。
播州土司著名的海龙屯飞龙关遗址
从晚唐到宋初阶段的播州杨氏是所谓河东太原后裔。但从北宋中期的杨贵迁开始，实际上却是著名的杨家将杨业、杨延昭的后裔。只不过杨贵迁是过继给了太原杨氏的杨昭，两家虽然都姓杨，却没有血亲渊源。杨业早期虽然也生活在北汉的太原，但他的家族来自陕西麟州，和太原没有什么亲戚关系。
宋朝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除了对实力比较强的南唐、南汉、后蜀使用武力，对其他一些地方尽量采取笼络，手段比较温和。所以乾德五年（），播州杨实就纳土归顺，赵匡胤还是继续把播州交给杨氏家族，但在区划制度上开始设立遵义军，以军府行使安抚和治理当地部族。宋代的贵州地区和朝廷的官制调整相一致，军事、民生、财税也都各自形成一套管理渠道。跟着另一部族首领普贵以矩州归顺（，矩州也是唐代黔中道时期出现，就是贵阳一带），宋朝颁发敕书称“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这才是史书上第一次出现“贵州”，当时属于州府一级，而且还不如播州、思州的实力大。
宋朝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后来“四川”名称的出现，来自著名的川峡四路，其中最东一路以重庆夔州为名的夔州路，这一辖区在北宋后期就包含播州，思州等贵州西部地区。为什么从北宋后期将播州等地纳入夔州路？史书对夔州路设置和名称沿革进行解释，之前思州、播州是属于所谓的化外之地，自乾德初期归顺宋朝，并非直属州府，而是沿袭羁縻藩属的地区，换句话说前期的播州、思州还有相当的自主色彩。
到宋神宗熙宁五年()，采纳王韶“开河、湟之策”，于今宁夏和甘肃两地的南部增设“熙河路经略安抚司”。为增加收入，随后在四川实行茶叶专卖，史称“榷蜀茶”，在川南的叙州(今宜宾)、泸州、南平军(也是一处军府，宋神宗熙宁七年设，今重庆南川和綦江一带)等地开设茶马交易市场，尤其对黔西、叙南、滇东和黔北等部族地区扩大贸易。在宋朝的经济和文化影响之下，贵州各地的部族纷纷要求归附，宋朝借势在黔北地区设置蕃兵。
按说蕃兵来自唐朝的传统，只不过宋朝的蕃兵范围和数量远不像唐朝那么突出。这些蕃兵多属于唐末五代沿袭的部族头人出于自保所赡养的部族兵。宋朝将他们收编为正规官军，拨出经费供养。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夔州路》记有北宋大观二年()“蕃帅(蕃兵统帅)杨文贵献地”事。《宋会要》也把播州杨氏列入“蕃夷”部加以记述，还记录许多巡检、寨堡等蕃兵职官名称。
根据巡管的地域范围及寨堡数量，包括所辖人数，宋朝给予蕃官一定级别的武官职级，如杨光荣被授以“右班殿直”，全称是：“右班殿直、权管勾押播州夷界都巡检使（后升为左班殿直）。”杨文贵被授以“蕃首部指挥使”。此外在指挥使和都巡检使之间还有一级职官叫“同都巡检使”。如滋州地区（就是今遵义市所辖的赤水市、习水县一带）的蕃官罗永顺品级为从八品的“秉义郎”，全称为“秉义郎、权管勾押滋州夷界同都巡检使。”宋徽宗政和五年转升为正八品的“都巡检使”，驻守土城（即习水县以西的土城镇，长征时著名的四渡赤水、土城战役都发生在这里）。
虽然宋代创建了一些蕃兵作为驻防的正式官军，但宋朝面临周边辽夏金等强大邻邦的压力，对待部族军的态度并没有想象中宽容。如对播州蕃兵的实际管理就比较严苛，王曾瑜先生的《宋朝兵制初探》就指：“蕃户不得与汉人婚姻”，“诸路蕃官不论官职高卑，久列并在汉官之下”，“蕃官不许充汉官差遣”，“蕃官部堡寨兵出战，常以汉官驱策”，“临敌之际，须至首用蕃兵，次用汉兵继之”，感觉等级差异很突出。因此就出现一种微妙现象，以杨氏为首的部族首领头人纷纷篡改和伪造家史，声称自己的祖先是中原人。
二、元明时期播州土司和贵州行省的出现
南宋以后，由于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的逐步丢失，变成只有南方数省为主，过去比较偏远的贵州与宋朝的联系变得更密切。尤其蒙古军南下时，播州蕃兵就发挥不小的守土抵抗作用。
明代四川行省包含有播州地区
宋理宗端平二年（），蒙古军从陕西南下，重兵包围略阳西面的青野原，黔北蕃兵首领纷纷请求出征作战。《宋学士文集·杨氏家传》记载说：“端平中，北兵犯蜀，围青野原，(杨)价曰：‘此主忧臣辱时也，其可后乎!’乃移檄蜀阃，请自效。制置使赵彦呐以闻，诏许之。驰马渡剑(出剑门关)，帅家世自赡之(蕃)兵五千戍蜀口。围解，价功居多，诏授雄威军都统制。”由于蕃兵作战勇猛，在川北前线立下战功，南宋将蕃兵加以扩充，更名为“播州雄威忠勇军”，杨价任都统制，下辖有前后中左右五个军。
滋州的一支袁氏蕃兵，在南宋宁宗嘉定时还是习水河中上游程寨一带名不见经传的守寨兵。到端平时，这支袁氏蕃兵就强盛起来，在入川抗元战事中有较好表现，被整编扩建为“播州忠勇军”编制中的“中军”，由袁世明第四子袁猛出任该军统制官，驻防武都城，由此取代了罗氏在土城地区长达十几代人的地位。据今鸭溪镇理智村宋墓碑文的记载看，南宋时播州路安抚使杨文所辖忠勇军的五个军中，除了袁氏外，还有田氏为统制的另一军驻在鸭溪一带。
正是由于南宋末年对川蜀的加强防御性质，大量扩编征调使用黔北部族蕃兵，很多元明时期闻名的川东、黔北土司，最早的首领都能追溯到南宋时期，比如播州杨氏在明代的名声很大，几乎同时的四川忠州石柱马氏，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秦良玉夫家，他们的祖先也是称在南宋时就立下功名。据说马氏祖先为高宗建炎年间入蜀平定所谓五溪蛮的马定虎，受封石柱安抚使，世代居住在此与当地族人融合。随着南宋、元朝对土司首领的倚重，石柱马家和播州杨家后来也互相联姻，一直延续到明代后期。
蒙古元朝时期，四川开始称行省，辖区朝东延伸进入今天湖北和湖南一部分，如湖北的恩施州、湖南的湘西州很多地方属于四川行省，但元代的贵州大部分地区划归湖广行省，南部安顺一带归云南行省。元朝原本就是以蒙古为尊，在内地同样重视各部族首领的笼络，反而进一步将土司制度发扬光大。当时贵州重要的土司几乎形成一个十字型布局，北面最大的是播州杨氏，中间贵阳一带是宋氏，东面思州是田氏，西面水西是罗氏，沿袭宋朝一个所谓的罗氏鬼国，应是古代彝族的某些部落，然后黔南地区有一些其他部落的土司。
元朝试图在黔中建一座核心坚城，作为控制四周各土司的据点。当时以湖广行省为管理层，对各土司的势力分布来看，自然是首选位置居中的贵州一带最理想，原处于湖南到云南、四川到广西的十字交通路线上。于是元朝开始出现第一座城市，而在之前的贵州地区，因为地形全是山地丘陵，虽然唐宋已经有不少州府，实际全是比较原始的山寨村落，顶多有一些寨堡（借鉴宋军的山城寨堡），相对人多的地方就是一些天然集市，还没有完善的城池，各地人口也不算多。而南宋的杭州临安府最繁荣时已号称有50万人以上。元朝给这座城市取名叫“顺元城”，设置了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管辖包括毕节、安顺、贵阳、黔南一带。
到明初洪武年间（），沐英和蓝玉带三十万大军经贵州向云南开进。黔中土司以著名的水西彝族土司奢香夫人和水东布依族土司刘淑贞（刘氏祖上是汉人，但生活在贵州百多年间已经融合）为首主动臣服，两位女土司成为安定贵州，名垂青史的巾帼英豪。朱元璋继续土司管理滇黔两省和四川部分地区，另将大量外地人口迁徙到贵州。经过水东土司家族配合，明朝延续将贵州城作为中心，以贵州都司名义管理贵州、新添、平越、威清等十四卫所，这样贵州就以土司和卫所互相交错，初步成为行省的规模。
海龙屯恢复的土司山寨堡垒
明朝永乐年间，思州土司出现纷争，明军趁机消灭当地土司，改设八个府。朱棣推行改土归流，将思州八府、贵州宣慰司（管辖毕节、贵阳等地），普安州等合并为贵州行省。原本贵阳地区属于刘淑贞嫁的夫家水东宋氏土司，与奢香夫人所嫁夫家水西安氏土司，两大家族是地位最高的宣慰使，他们的土司城寨都设在贵阳城。而宋氏家族配合明朝设行省，主动将土司城寨搬迁到城郊，还献出部分地区划归贵阳府，为明朝完善贵州行省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三、元明清三代对播州土司归属的调整背景
元明之际的播州地区与明朝初年贵州行省的设立，实际有着不同的安排和处置，但播州在明代历史上的变化，毕竟无法同贵州行省出现以后毫无关系，慢慢促使川黔两省对播州地区产生某种拉锯和牵扯。
首先，播州土司在元代和明代初期，并不是被压制，反而继续受到大力扶持。至元十二年，“佥事四川枢密院事昝顺言，播州安抚使杨邦宪、思州安抚使田景贤未知顺逆，乞降诏使之自新，并许世绍封爵。从之”。所谓的“世绍封爵”，就是元朝对播州杨氏土司职务“世袭”的承认。明朝初期，播州土司也是主动归顺，首领宣慰使杨铿连带同知罗琛、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缴纳元所授金牌、银印、铜章等信物，朱元璋对杨氏同样非常满意。
明代四川著名的土司兵种白杆兵
元代的播州土司允许保有蕃兵，尤其当地土司兵是参与征讨周边的重要军力，如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和元成宗大德七年，杨氏土司兵在军事上都有功绩，受到朝廷表扬。不过元世祖期间，与播州接壤的湖广行省官员曾上书批评杨氏管理地方不力，真正的意图就是想要将其治下土地划归湖广。但是史书称“思、播州元隶四川，近改入湖广，今土人愿仍其旧”。由于元代是初设行省，有时代的特殊性，整个四川行省东西狭长，与湖广行省地形交错阻隔，强行调整引起地方很多问题。不论从历史渊源还是从地理因素，播州地区经过两宋三百年的文化积淀，已经和四川的联系更为紧密。
其次，明代调整元朝弊端，播州地区就回归四川行省。只不过继续使用土司制度，明代刘文撰写《滇志》就说：“施羁縻于夷狄，非络首穿鼻之术，盖授之爵赏，被之章服，俾自为治，而用夏之变与焉”，认为朝廷并非单纯羁縻，而是一种收束土司职权，挤压生存空间的策略，这一方案不可避免会影响一些强大的土司群体，所以，川黔土司的约束在明代始终是大问题。
明代正规官兵实际中期已经虚弱，像明世宗嘉靖年间对付倭寇，已经开始依赖西南的土司兵，四川、湖广、贵州、云南、广西的土兵几乎成为明代中后期各种军事行动的主力。像王阳明平定赣南和广西，既用湖南和湖北土兵，也用广西本地土兵；嘉靖时曾跟随王阳明平广西的湖南土司和广西土司同样成为抗倭主力；而万历平播州杨应龙也是以土兵对土兵，甚至四川秦良玉的土兵还万里迢迢远征支援朝鲜作战，堪称土司兵最辉煌的一页；后来明末平川黔奢安也征调云南土兵参加；最后抗后金，西南土司也非常突出，秦良玉家族的忠勇无双因此载入史册。
那么，客观来看明代的播州地区，原本是归四川行省，伴随贵州行省设立后的发展，播州在川黔之间的关系有些摇摆不定，所以最后杨应龙的结局，尽管可以认为土司肯定各种奢侈和不服管束，但远没有真正到主动背叛的地步，实际就是贵州希望逐步掌握播州的意图促使对其进行针对，然后激化为要消灭杨氏。
明军集结二十多万大军，耗时百余日消灭杨氏，次年实施改土归流，并吸取明代历次改流的经验，同时切合播州实情，没有采取完全取消土司制度，还是适当“土流并治”，而且进一步推行新举措，加速播州地区对中原文化、汉式习俗的吸收。
明朝将播地一分为二，留遵义府四县一州隶蜀，分平越府三县一州之地隶黔，当时作为一种折中方案，有利于较快安定，然而并没有当真解决土司问题，反而让其他土司有一些“唇亡齿寒”之感，而遵义地区也并没有摆脱在川黔两边摇摆的尴尬处境，在天启年间的奢安期间再次暴露。川东永宁土司（属地在今泸州市叙永县）奢崇明于原本准备支援辽东战事，本来提供的粮饷被层层克扣盘剥，奢崇明等本就不满出征，就此举兵反抗，刚好当时遵义府、古蔺等县划入四川，全成为支持奢崇明的力量。贵州水西地区的安邦彦与之响应，结果演变为一场动荡。
奢安被平定后，跟着就是明末的大变，遵义府一度成为明军退守对付大西军的后方。而大西军在四川失败，进发云南也以遵义作为转折，云贵仍然是后期大西军相对稳固的地盘。从明军、大西军在西南的经营，实际可以看到遵义府和贵州逐渐变得紧密。
遵义附近的赤水河
清初的西南地区，实际要经过吴三桂的平定，才真正开始恢复平静。正因为如此漫长的不安，清军安定西南以后才又进行较大的调整，可以算是明代播州改流的后续。当时云贵总督鄂尔泰经过详细体察民情做出的汇报和建言，涉及安抚民生的一些具体政策，比如开放民情，划定疆界，建筑城池，安定流民，加强武备等等，这就是雍正时期西南比较深入的归流，雍正对他的方案非常重视。
于是，贵州的区划迎来第二次大调整，其中就包括对遵义府辖地的再次划分。雍正六年（）“改四川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正安一州及遵义协官兵，俱隶贵州管辖，从云贵总督鄂尔泰请也”。川黔两省自清初以来多番争执，鄂尔泰本身职权很大，又熟知黔事，最后根据实际情况成为一锤定音之人。
所以，从明末平定杨氏土司后将播州一半归四川、一半归贵州，再到清代雍正以后全数归于贵州，几乎用了近百年，但是，贵州和四川的历史文化积淀类似，尤其遵义地区和四川的渊源是客观存在的。